现在叫做“83版射雕”，因为陆陆续续已经有5、6个电视剧，饰演过黄蓉的演员已经增加到14位。然而对像我这般的很多人，能称为“射雕”的电视剧只有这一部。

花絮中介绍说：黄蓉的角色很难定下来，这是小说的灵魂人物。不好找的原因，一是这个人物性格很有特色，二是前面有个米雪版“黄蓉”反响非常好，难以超越。实际上最初即便有王天林这样的王牌制作，人们对翁版射雕还是抱太大期望。20年后有首主题曲叫“天命最高”，后来证明翁美玲就是天命的“黄蓉”。

这部电视剧在大陆播放时，我小学一年级，大我19岁的翁美玲仍然是每个男生的偶像，抑或今后讨老婆的模版。热度未退时，便听说她早逝了，——自杀。我们不明白，现在明白了：她是天上下凡的仙子，做完要做的事，便要返回天界的。这与汤哥没太大关系，可怜他承受这么多年，几乎算是退出演艺圈。

如果我们只读小说，一定会认同倪匡对黄蓉的评定：中等人物，神雕内中年黄蓉的形象把射雕黄蓉的光彩生生拉回零。所以如果对这两部小说都很热衷的话，黄蓉真的算不上出色的女主角。然而看过射雕的电视剧后，很多人会觉得这就是黄蓉，神雕的的黄蓉可以被忽略，甚至被谅解。试问众多演绎过金庸剧女主角的演员中，还有谁有这么大能量？

前几天又看到新旧射雕的争论：最近出来林依晨版本的“黄蓉”，不少朋友以为超越翁美玲的。这争论是虚幻：翁美玲就是黄蓉、黄蓉就是翁美玲。其他人可以演得最像黄蓉，但现在的观众还是会认为她们在演绎黄蓉。这件事必须发生在对的时代、找到对的人并且有对的支持，30年后的今天，对的人、对的支持也许都可以找到，但是时代已经不同，翁美玲之黄蓉已被永远冰封在1983年。后面重拍的团队面临的不是挑战翁美玲、挑战前辈、挑战自我，而是在挑战已经变化的时代。

有位网友用《风吹不走笑容》作背景音乐制作阿翁的纪念MV：风吹不走她的笑容，更吹不走心里那个黄蓉的笑容。

FT对“月饼”的评论基本是负面的。装备、服饰虽然更换，过程却和前几次一样古板冗长：文革式的群众场面配上代表各时代的赞歌，我们搞这些东西的水准比北韩的金胖未见得高明到哪里去。

 

最近先后有两个刊物提醒人们，我们有些危险的暧昧：俄罗斯和西方开始发掘斯大林“性感”素材，全忘却他曾经是纳粹之后这个星球上最大最残暴的独裁者。同样暧昧的是其中一份刊物就是《视觉》，Core重要指向性刊物的一份副刊。如此提醒人们莫忘斯大林之暴行，似乎在影射某人。

 

显赫破墙里的事，关心的还是不多。人去了北边想法会变得奇怪，如江小鱼之流真以为自己是玄门正宗大放厥词起来。我只知20世纪前五十年，长江入海口这里还有个远东第一大都会，然后在某一时刻就突然消失。记得一本史料上说宋室南渡，金兵进来时黄河以北80%的汉人遭屠，所以如今华北一带疑为异族，风俗习惯与古人相去甚远，而陕北居民如埃及之阿拉伯人，实则羌胡后裔。更有人说真正的中国古人在日本、台湾及东南亚，而日语发音更接近古汉语，与日语相近的吴语浙语粤语等才真正属于汉语系。你看普通话在英语里叫做Mandarin，直译就是满洲话。

 

俱往矣，古代文化灭绝也不算稀奇，况“彼此即是非”，套用《珠光宝气》的台词：我们上海人，或者在上海生活的人，不会说普通话没关系，但是一定要说英语，要说就说全世界的普通话，去他的“慢得来”。

 

 

比起“见过大爷”，从讲故事的角度显然“风声”更有看头。自从“潜伏”后，谍战献礼片大热，但多数和清宫戏中的辫子一样，假且脏。

 

谜底揭开，我党传递消息的手段和在非常情况下的对策不算新奇，只是平日的训练有素有了实际演练的机会。与两派死硬分子斗智斗勇斗毅力相比，几个骑墙派的表现更令人动容，也更多人性的视角：

 

白副官原是戏子，获伪军司令垂青调来当个副官，无非传传文件领个俸饷，混混日子。不料遭这样的横祸，在敌我双方看来，这样的角色牺牲一下是无所谓的，到节骨眼上司令长官为自保也亲自鞭挞逼供。宁死不屈是一种气节，宁死不认也是一种风骨：没做过就是没做过，决不胡乱画押。于是敌我双方都很愤然，他的宁死不认将斗争拖进更加残酷的阶段，我们是否应该可怜一下他，甚至给与另一种尊重？

 

金处长“赏自己一个痛快的”，印证“只有死人才能离开”的现实。他是苟安的代表，也依靠裙带关系在伪政府讨口饭吃。两党几十万大军把半壁江山给了日本人，他市井小民不敢造次，询问刚开始就低三下四把自己撇干净，顺便咬白一口。可惜这位老兄还是低估斗争的残酷性，终于护身的手枪反用来自裁。他的底线很可怜：死也认了，只要痛快的一枪。

 

唯一懂摩斯码的女公务员，是彻头彻尾的悲剧人物：沦陷时期一点小小的幸福，爱情、友情，都是建立在被利用的基础之上。在为了恋人抛去做人最基本的尊严之后，被告知男友只是另一帮死硬分子派过来的间谍，其打击之大，足以崩溃几十年的信仰。然而幻灭之后，即便是呛过水以至于无性的爱情也成为最终的寄托，从这个杀人游戏中活着出来，灵魂却死了：她的生命永远被封存在那地狱般的裘庄。最后几句对白也暗示，改朝换代，她人生的黑暗才刚开始。

 

在诡谲的时势中，再聪明的人也只是棋子，等待被人选取或者抛却。“风声”中并非只有武田、老枪和老鬼有信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觉悟和底线，但是在更宏大的目的面前，他们被忽略、践踏。如“黑皮书”中所说，无论哪一方获胜，都只是下个悲剧的开端。

 

 

“终结者”系列电影，进而发展出小说。现在已不用再为机器人统治世界的创意感慨，也不会被影视中的特效震撼，但随着情节的日益饱满，故事的发展依然在按照人类历史的脉络预见未来：

 

先是有个文化、智识全面落后的种群，强大的种群压迫、奴役、控制着他们；这个弱小的群体不堪欺压反抗，他们通常都更有蛮力，并努力获取智识；接着把原先文明发达的一方消灭殆尽，统治世界。然后这个过程再来一遍，又一遍。

 

我们在“终结者”前三部影片中看到的线索是单线的：人类与机器在未来战斗得异常惨烈。双方没有妥协的可能，数次派人回到现代，企图把历史的天平狠狠拉向自己的一方，一劳永逸解决所有的问题。

 

然而无数次的刺杀与保卫，终于导致一个严重的后果：未来变成数个版本，当事人自己都已经无法理清脉络，只能永远在黑暗中徘徊。但是同时，事情也在往更多样的可能发展：不仅人类有了不同的未来，天网也是。

 

第一个天网的版本在《战争游戏》中有所描述，按照这个进程1990年之前人与机器的战争就开始了。施瓦辛格在《终结者II》中将审判日向1997年之后推延；《终结者III》终于没能阻止审判日的发生，，好在人类的损失大大减少。

 

在我们感慨命运的无奈时，《莎拉传》给出未来的另一种可能：人类与机器的战争旷日持久，并且互相研究的进程加快，导致机器内部出现所谓的“鸽派”，它们希望停战。这与“第二次文艺复兴”中的思路不谋而合：文明程度的提高必然带来理性与和平。机器人Cameron在被John重编程序之前就已经是“鸽派”终结者，它和其他“鸽派”由于各种原因被派回现代。然后向第三种未来努力：John Henry，天网的“弟弟”。Henry结合了超级计算机Turk的运算能力，T888的强壮身躯，Ellison交道的道德规范和Cameron对John Conner的关爱，成为与天网对抗的强大力量。

 

无论是哪种可能，都是人类历史不断往复的悲剧。只有Cameron弥留之际的一段音频，令我们感受到一丝温暖：I love you too。

 

不知道《终结者外传3》还拍不拍？？？

 

ICS的这档节目还有Shanghai Rush的本地版，但是其规模和难度明显比不上AR：人家是全世界狂奔。我们看到的这一季中有一对华裔父女，出于劣根性，自然更偏向他们一些。鉴于前几个中继站他们两人经常拌嘴，我和小小只能指望他们别太早被淘汰。结果怎么着，“虎父女”杀进三强，并在两个中继站拿过No.1。昨晚在台北的赛程主场优势实在太明显，早早露出了冠军相（我尚不知最终结果）。

 

真是怪异，杀入三强的队伍实在是出乎意料——都是在我们看来会早早出局的组合，甚至第四名也让我们无法想象能走这么远。在28天的联赛过程，11对组合中确实有些实力很强，但是一次发挥不好就会被淘汰。进入最终决赛的组合：“虎父女”状态与关系缓慢上升，“爷孙”及“悠闲”组合状态都是非常平稳，重要的是他们心态都很好，“虎父女”不是总这么稳，好在他们调整很快。

 

这确实给了我们一些启示：取长补短、同心同力在赛程中具体到每件事情，想做到真是要花费很多心力，况且时间无多。第四名昨晚被淘汰后总结：我们要关注胜利，也要关注互相之间的关系。这就是AR比赛的真意。

 

专栏作家老愚

当青春变成商品之后，爱情这个词汇已经名存实亡了。

购买姿色的有钱人，如果还奢望有清纯玉女等着自己，那就未免过于天真了。因为，再没有比卖家更精明的了。

当容貌、年龄、教养打包出售的时候，中国已经彻底完成了婚配的市场化进程。

所以，当北京银行男白领与四川大三女生的“婚购”失败后，生活的真理摆在每一个人眼前：不能指望用钱买来一步到位的婚姻。当下而论，已经没有什么是保险的了。一个貌似清纯的女子，或许是性交换的老手。在她故作纯真的游戏面前，金钱输得惨不忍睹。但“钱男”不能抱怨“肉女”，因为这是你自找的。

期望用钱买下一个稳定的婚姻对象，本身并不怎么卑琐。问题的症结在于，当他把对方当成奢侈品，而且是一个尚未启封的一手货时，就已经输了。在她眼里，他只是一台可爱的自动取款机。在知情人透露了该女子不纯的真相后，他春梦初醒，承受羞辱之余，想索回投入其中的钱财，对方却以赠与品恕不退还为由，试图鲸吞高达六十万的钱物。依照他的自述，在交往期间，他和对方仅限于牵手，还舍不得提前享用这个“未来的妻子”。

按照交易原则，该女欺诈有罪：隐瞒自身真实品质，误导购买人付款订购；以订婚为由，骗取他人情感与钱物。

银行男的天真与质朴，大学女的无耻与贪婪，正凸显了这个时代的性风貌。

不久前，我曾经目睹过一幕相亲轻喜剧。某二十七岁高级“拼缝女”——帮人拉生意、从中抽头——被一俊男追逐，该女姿色中等偏上，略有积蓄，言语间偶或露出一点见识，于男人中厮混经年，烟酒不离手。该男开一奔驰穷追至我们用餐地，恳请女子见面。该男是在一高价婚恋网上觅得此女信息的。该女让求偶者把车停在窗外，说自己下去瞧瞧。她先在窗户后面打量了一番，确认车型无异后，才慢悠悠踱下去。数分钟后，伊人归来，一脸不屑，似乎受了污辱。一问，方知原委：他不是老板，只是一个经理人。伊人嘟囔道：“这不是捣乱吗？一个小经理值得我献身吗？”赴约前揽镜自顾，描眉、画唇、垫胸，一脸渴望被相中的焦灼，转而变为居高临下的嗔怪：车合格了，人也精神，就是身份不合适。

不能一步到位，甘愿多磨几个回合。

于是，便有了剩女。北京一地多达五十万的数目，足以说明中国两性博弈的惨烈状况。一定有姿色更佳、年龄更嫩、身段更低的女子夺取了优质男人。一个心照不宣的事实是，金钱与权势完成了性的优化，造就绝对般配的资源整合。更绝对地说，有成功男人就有剩女。

我们已经到了一个明码标价的新时代：一个男人所能获得的女人的质量、数目与金钱权势成正比，质量包括姿色与年龄。不夸张地说，这已经导致了极度的性不公平。性泛滥与性匮乏共存，极少数人占有过量性资源的状况，造成整个社会的性贫乏，性短缺。《读库》第四期刊登了一个河南农民买妻的故事。手脚有残疾的老三，数次奔赴宁夏固原买妻，历经八年，花光了一家人十多万元的积蓄，尝尽人间心酸，终于有了一个愿意与他过日子的媳妇。跑回去又回来的妻子，仅仅因为在他这儿能吃饱肚子。

由金钱权势带动的性消费，将一茬茬农村妙龄女子诱入各色欢场，更加剧了性的不平衡，贵州等地的光棍村就是明证。人们可以忍受财富不平等，权力以及权利的不平等，但难以忍受绝对的性不平等。性的满足尚可通过其他手段解决，但若没有了接续香火的可能，那就彻底否定了卑微者的人生，他们内心升起的只能是绝望。这种绝望将会在某一节点上成为社会毁灭性的力量。

富人和权势者的罪恶，从对女性占有的那一刻开始。

层出不穷的富人征婚闹剧表明，对处女与美女的掠夺和垄断已经成为常态。每一次钱与色的完美交易背后，隐含着无数穷人不堪的性图景，加剧着他们本已不轻的性焦虑。

我年少时，前途无望（地主出身），挣不了工分（身子单薄），暗自为配偶而着急。慈爱的父母花费八百元巨资（1976年）和三十斤棉花，才为我定了一个又黑又瘦又矮的媳妇。我中意的女子则被大队革委会主任的儿子娶走了。那是我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性的不平等。那个时候，是政治身份（有权自然有钱）决定性资源的流向。

如今，男女平等已经变成男女在钱面前的平等，借用英国作家奥威尔在《动物庄园》里的话，有钱有权的男人和有姿色年轻的女人更加平等。

为性和女人浮起的愁云已经写在穷人的脸上。

女人要身体和事业俱强的男人，说白了就是：房、车、钱。于是，便有了大龄男青年父母高高举起的标签：硕、博、健康、有房、有车。这是悲哀的标示，渴求匹配，祈祷条件能自动匹配。抽去了当事人感情的条件匹配，犹如把毫不相干的人强拉在一起，他们都在被条件强奸着。而感情是无法制造的，当然，有些人会视钱的多寡而分泌相应的感情。

已经不需动用感情了。一切皆要速成，都要吃对方最可口的那一段。条件的交易就成必然，成为最合理最有效率也最荒诞的匹配场。

这种流行的速配法则，或许揭示了一代人的某些本质：势利、世故、冷漠、自私。

他们都在企求一步到位完成财势与性的最佳交换。当精明的生意人碰到同样精明的对手时，闹剧就上演了。

爱情这个词，已经相当可疑了。

相互忠贞，孝敬长辈，一心一意过日子，诸如此类的人之常情已经成为笑料。闪婚闪离，一夜情与多个性伴侣，年轻或不再年轻的人们，窃喜于自己的性时髦，不论他们用多么时尚的词汇美化自己的性状态，都脱离不了拒绝担负人生责任的本质。

这些以自私为自我，以任性当个性，以无视社会道德为荣耀的男女，似乎患上了感情吝啬症：谁也不愿意为对方付出感情，感情投入变成视对方条件而定的算计，美好、自然的感情之花行将凋谢。他们是一个个孤独而可怜的原子。可以预计的是，他们也将丧失成为一个父亲或母亲的机会，注定与生机勃勃的家庭生活无缘。

那些需要付出、需要过程的感情与婚姻经营，与速食面时代格格不入。那些自私的动物，要的只是满足，他们成了纯粹的性消费者，同时也把自己变成了被性消费的对象。

每一个自由着疯狂着的男女，到最后若无人为其孟浪和放纵买单，无一例外将成为剩男剩女，故意长不大的一代人，恐怕只有一个归宿：孤独着萎缩着老去。

当越来越多的女子不愿意鼓足勇气过琐碎而有生气的正常人的日子时，她们注定成为光荣的剩女，她们貌似悲壮的落单，损害的是另一群人的幸福——那些注定发不了财也做不了官的小男人。她们被强势男人淘汰的结果，使自己不能成为妻子，别人不能成为丈夫。她们是受害者，但同时又是迫害者。金钱在摧毁所有的道德之后，也随便粉碎了按照成功学原则行事的一代的爱情与婚姻之梦。

靠条件匹配而无自然感情萌发的社会，是令人恐惧的。

 

这年头在上海有个车子不稀奇，可以长期霸着一个停车位才算你路道粗。

最近因为想买车，对于停车位现状有了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说出来跟读者分享。

我住的小区就一栋高楼，完全没有小区配置规划之说，再加上建筑设计的时候，上海还未进入私车时代，故只有有限的十几个车位。记得几年前买房的时候，上家曾很隆重地将“你若买这个房子，我有个很好的车位转给你”作为很大的bonus，话说那个车位位置很正点，而且每月只交150元。可惜当时买了房后一穷二白的我，心思完全不在车上面，也没有嗅到停车位隐藏的巨大商机。时隔多年之后的今天，当我为没有拿下车位后悔之时，物业大姐也怪我脑筋不灵活：“你完全可以先把车位拿下，然后再转租给别人，等自己买车了就收回。”

停车位不应该作为小区公共资源而由物业透明分配的吗？暂时没有需求的业主竟然可以当车位“二房东”？物业大姐又说：“你看几零几室，他们买房的时候就把车位一起拿下了，一直租给别人，现在就自己用了。”

“那么如果我现在排队，你估计我什么时候可以等到车位？”

“这……你前面已经有17户业主排队了，除非现有的业主搬家或者死掉（她的原话，非诅咒之意），不然永远不可能排到。”

楼底下除了固定车位外，还有六个机动车位，采取先到先停原则。我就发现有一辆别克车永远停在机动车位，对万恶的停车制度非常不满的我一心想挑事，有次就直接去问别克车主：“你怎么可以做到一直有机动车位可以停的呢？有什么经验可以传授伐？”别克车主是技校老师，他说，学校课程比较松，他每天都可以尽量赶在4点前到家。“如果哪天学校要开什么党员会议或者教学研讨会，我就很抓狂，有几次索性编了个理由请假。”没什么说的，“早”就是真理，买车位要早；回家抢车位也要早。

别克车主对于本楼的车位早就一肚子意见，他说，他们采取的是先拿先得的政策，而且那么多年来，每月150元的价格从未改变过，这其实对于后来有停车需求的业主是不公平的，因为小区停车位是一个公共资源，要么业主一次性花钱购买；要么就应该全部作为机动车位供大家使用。不过，他说，“我的这些想法没有什么回应，10位业主委员会委员，有8位已有车位了，他们作为既得利益者肯定对此有阻挠；别的业主，暂时没有买车意愿的也不会有动力促成此事。”“不是还有那17个排队等候停车位的业主吗”我问。“人心不齐啊，这里面猫腻很多，谁知道大家都给物业私下送了什么东西、得到了什么承诺呢，谁都不愿意正面与物业搞毛啊。”他说，物业关于车位的问题是不透明不公开的，今天哪个位置换了一个什么车，别人根本就看不出来的——而这个插进去的车，肯定不在有序排队之列的。

对本楼停车几近绝望之际，我将目光锁定了一街之隔对面楼盘路边的车位。因为苦于没有引荐人，对于每晚不同面孔的保安，我实在不知道该从何人下手。这样一等，就是大半个月。某个夜晚，我一头恼火，决定不破不立，下手就在今晚。

买了一条香烟，拿了家里库存的高档茶叶，用报纸里外包了好几层，然后趁着月黑风高，直接就去找保安了。保安大叔只打了一个官腔，“现在没有车位啊”，我适时将东西呈上后，马上变成“你到时候车子开来，有车位我就给你停好了”，这之间简直一点转折都没有。

原本思前想后设计了好几种方案的我，很无语。什么也不说了，行动力才是王道。初战告捷，我又去勾兑公司的物业了……当半个月之后车位基本落实之时，我的车子和车牌，都还八字没有一撇呢。

我对于停车位的高度未雨绸缪已经被同事嘲笑了，但是我相信自己绝对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这个城市里，每天有多少车主生活在找停车位的痛苦之中？而前段时间爆发的上海某小区业主因为停车问题失手打死保安的血腥事件，更是这一矛盾的集中爆发。政府不能说对此没有作为，事实上，上海刚刚施行了“P+R”（Park and Ride）的停车换车措施，这是一种小汽车换乘公共交通的出行方式，在国外一些大城市广为运用。

当记者前往采访一些停车准备换乘地铁的车主时，有一个小细节颇耐人寻味。记者看见一宝马车主也加入了“P+R”的行列，遂有点调侃地问：“开宝马还在乎这点停车费啊？”女司机稍有不悦地回说：“话不能这么说，关键是市中心车位不好找啊……”开着宝马再换地铁出行，与在市中心停好车后再打车前往目的地的方式，其实都一样的无奈。

 

一位在杭州阿里巴巴公司实习的国贸与会计学双专业的大三学生正在困惑：是该在这家享有盛誉的大公司继续实习并争取留下来呢？还是应该去考注册会计师，学一门真正的手艺，成为不易被替代的人才？因为目前实习的岗位是广告资源管理，稍微学习一下，谁都可以做，很容易被替代。

我的建议则是，工作将在之后30余年里陪伴着你，因此首先要找一个喜欢的，就像找老公老婆一样，更要找一个适合自己的，这取决于你是什么样的人。当然，你将来也可以换行，但成本会比现在高得多。其次，如果以为拥有各种证书就不容易被替代了，那太幼稚了。证书代表的是知识，而胜任一个岗位尤其是中高级岗位，最终靠的是学问。我曾被一个朋友的9岁女儿问：“火烧圆明园的是英法联军还是八国联军？”这是她们小学三年级考试中的一道题目。非常不幸，我答了“八国联军”，结果被9岁女童笑话了一番。但多年的社会经验让我没有因此而自卑。就算在这次考试中我输给了这个9岁女童，我也不认为我的老板会放弃我而雇用她。注册会计师考试也是一个道理。别的企业都在偷税漏税，如果你们不这样做就无法盈利时，作为财务人员你的建议是什么？类似这种题目的答案注册会计师考试的教材上有吗？最后，大学毕业，不管去哪个行业都是从助理做起。说老实话，助理的工作，都很乏味。谁愿意做那种别人动动嘴，自己跑断腿的活儿啊。当然最好是反过来啦。但是就算你再没有想像力，也可以观察你的主管或者你的主管的主管的主管，想像一下自己如果变成他们是否心中足够惬意？这可以帮助你鉴别出究竟是这个行业你不喜欢，还是卑微的助理职位让你讨厌。

谁都知道一个真理，如果在一家公司，有哪个人的角色和职位是“不可替代”的，将是管理上的最大失败。更准确的说法是，我们都在努力使自己的性价比达到最高：的确有比我便宜的，但是活儿没有我好；也有活儿比我好的，但比我贵很多，并且很有可能呆不长。这个道理跟找终生伴侣差不多：他可能不是最有情趣的，但肯负责任并且专一；她可能不是最漂亮的，但独立上进并且也很体贴。他们组合在一起，安逸和谐，这样的愉悦感，是不可替代的。你和你的工作的组合，也是一样的道理。

 

 

 

 

 

一

大规模的械斗持续了13年，肈庆府、广州府、高州府、罗定州，广东南部的大部分疆域都卷入其中，械斗漫长、残忍、激烈，死伤人数很可能超过百万。

冲突的双方是客家人和本地人。前者是中国战乱和悲剧的缩影。两晋的五胡乱华、唐末的起义与割据、宋代的金人南侵、明末叛乱与满族人的到来，都使得最初的中原人口不断南迁。作为中原人的一支，客家人在这不断迁徙中形成了独特的语言、风俗和性格。

但“客家人”的称谓也暗示了他们内在的悲剧性——他们没有自己的家，到哪里都是“客”，正因如此他们更牢牢的抓住自己的语言、风俗和性格，这是他们内心最后的安全所在。并不是所有人都欢迎他们的到来，尤其是在一个物质条件日渐匮乏、不安全感不断增加的时刻。

19世纪中叶的广东，正像是种种压力的缩影。在整个18世纪，大清国的人口增加了一倍，到了19世纪中叶则超过了4亿，一切都变得那么紧张——从耕地、住房，到获取科举功名。比起其他省份，广东还是一场空前的农民起义的最初发源地，落魄的广东秀才洪秀全和之前历代的起义者不同，他第一次为聚合在一起叛乱者提供了一套意识形态系统，尽管它粗漏、前后矛盾，而且很大一部分来自外来世界。从海洋而来的入侵者，则是来自外部的压力。多少年来，中国习惯于来自西北方草原的挑战，所以不断的堆砌和加固长城，但这一次却来自东南沿海。新的入侵者是工业革命和帝国扩张的产物，他们不是像游牧者那样在烧杀洗劫而去，而是要求建立领事馆、教堂和交易中心、工厂。

夹杂在这两股巨大的力量中，1854年—1867年的广东土、客大械斗经常被忽略。但是它的确是中华民族充满阵痛、彼此融合的一个片段。争夺生存资源、文化、种族的隔阂，都为客家人和本地人间的相互接纳设立了层层障碍。今天看来，客家人和广东本地人同属汉人，但在彼时，他们却都坚定不移的相信对方是异族。后者称前者为“客贼”，相信他是一个野蛮而落后的民族，一些时候甚至在在“客”字加上一个反犬旁，以示污蔑；广东人陶醉在自我优越感，他们也经常忘记了别的省份也经常以“野蛮人”来称呼他们，并对他们从老鼠到蛇都吃的生活习惯，有着极大不理解。本地人种族优越感更激发起客家人顽强与好斗的心理。（参见刘平著《被遗忘的战争》，商务印书馆）

东南地区的宗族械斗一直有着悠久的传统。绝大部分时刻，它起缘于再小不过的偶然事件，两家争一块田地，端午节的龙舟比赛。微小的冲突，很快让长期积压的矛盾释放出来，它由个体间的争吵演变成村落之间、族群之间的争斗。一个失败的政治系统则加剧了争斗的范围，官府既不提供令人信服的法律上的仲裁，也不提供保护，暴力成为最后仲裁者。斗争的双方求助于血缘——个人安全的最后保护伞。如今，令游人叹为观止的客家人的土楼，正是这种传统的产物，人们居住在一起，共同抗敌。整个村落，既是生产组织，也是军事组织。

政治的失败，加剧了19世纪中叶这场绵延不绝的械斗的残酷性。欧洲人的到来、太平天国在整个南方中国的空前影响，还有本地的洪军起义，让整个地方官僚系统手脚慌乱。它本就积弊已久，如今更无心也无力去应对地方上的械斗。很多地方志显示，倘若官府能够做出更快速和果断的反应，事端可能就很快平息下去。早在道光年间，一份来自福建的奏折即表明“官累月不坐大堂，终年不结一案，于是自行掳禁，仇怨向寻”。而在此刻的广东，复杂的现实则加深了问题。客家人、广府人、洋人、起义者，官府经常要借助一方来攻击另一方，然后随时忘掉自己刚刚许下的诺言。不断的失望导致绝望，很多时刻对官府的失望和挫败，还有对整个环境的深深的不确定性，转化成了对械斗另一方更深刻的残忍。因为种族的差异、昔日的仇恨显而易见，是个明确的发泄口。暴力愈演愈烈，仇恨随着伤亡则不断加深、扩大。重重叠叠的复仇，让误解和愤怒的结再难解开。

一直到1867年，也就是同治中兴最辉煌的时刻，这场械斗终于结束。从太平天国和英法联军的噩梦中醒来，新皇帝和一群杰出大臣们，准备重振国运。广东省新的管理者，站在广东人一方面，采取了“剿抚并用”的手段，而经年累月的械斗也使土客双方疲惫不堪，事端最终平息了，客家人又开始了一次新的迁徙过程。一个被蒸汽轮船、电报、资本和运河重组和联结的世界，为这此迁徙提供了一个崭新的道路。从东南亚到澳大利亚、美洲，很多客家人（当然也有更多的广东人），为了躲避战祸、寻求生计，展开全球之旅。从旧金山的矿工，温哥华的洗衣铺老板，到新加坡总理，客家人变成了全球移民的重要部分。

二

在中国境内，很少有人再强调客家人的身份了，它只是汉民族的一部分。人们也经常忘记，中国的历史一直是一个扩张和融合的过程，到了唐代，广东才纳如版图，福建与江西则是要到宋代，云贵高原正式接受统治中央政权的统治则是明朝末年的事了……

中国自身，不管是人种还是生活习性，都在这期间不断发生变化。最初统一中国的秦始皇，被中原地区称作西戎，唐代的创立者是突厥血统，被视作异族的女真人在北宋末年杀掉了黄河以北九成的汉人，我们的元朝是蒙古人建立的，清代则又缘于关外的满族人……甚至汉人身份的出现，也比我们想象得更晚。秦灭亡很久之后，任命称自己为“秦人”，统一的秦帝国一定声威远振，“China”正因此得名。一直到东汉年间，“汉人”的说法才开始流传，与匈奴人的交战与交往，让“汉朝之人”的身份逐渐突显。

从统一到分裂再到统一，似乎总是有一种特别的凝聚力，让中国像是旋风一样将更大的版图、更多的人口卷入其中。曾经的异族，不再是边缘和野蛮，也变成了中心的一部分。中国的强大与富足，也正是因为这种多元文化提供的源源不断的创造力。

不管人种、语言和习俗，怎样不断的杂糅，一种强大的、等级式的世界观，却一直顽固的存在着，并随着每一次统一不断稳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出自《左传》的名言持久的支配着对外部世界的看法。在同一种族内，它是“我类”与“异己”，在国际关系中，它则是“我族”、“异族”的区分。单一权力的结构，让整个国家内部等级森严，而这种等级感则又蔓延到周边世界。加之在漫长历史中，中国罕见欧洲内群雄并立的情况，周围世界的弱小和落后，不断反衬出她的文明和强大。如何平等的对待别人，是从未开始学习的一课。汉王朝与匈奴人的关系，奠定了中国对外的基本态度，强盛时，她傲慢与驱赶，相对衰弱时，她把公主嫁给出去，以求暂时的稳定。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确是一个用软硬兼施的方式统治着多民族的帝国，帝国的中心睥睨四方，等待万邦来朝。

帝国的疆域在18世纪结束时，又增加一倍。倘若比起明代的地图，清王朝的地图增加了满洲、西藏、蒙古和新疆，面积达到1300万平方公里。新疆的名字再好不过的体现了这种扩充过程——新的疆域。汉人口增加一倍，从18世纪初的1.5亿到19世纪初的3亿，在接下来的50年中，又增加到4.5亿。在历史学家约瑟夫•弗莱彻看来，这两个因素和欧洲人的到来，决定了未来中国命运。

在很长一段时间，历史学家将注意力放在欧洲人的到来，它是一种崭新的现象，力量大得无法抗拒。也是因此，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和明确的疆界的概念才日渐清晰，在新近浮现的全球体系中，她不再牢牢占据着中心，面临着很多和她一样强大、甚至更强大的对手。

欧洲人是促使中国变化的外部冲击，人口和疆域的倍增，则是内在的动力——它们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压力，必须寻找新的方式，才能够养活如此多的人口，控制如此广袤的疆域。而近代世界又与之前的历史不再相同，中国不能再独自进行王朝因内部压力而崩溃、重组的游戏；松散的朝贡体系也不再适用。欧洲人深刻刺伤了这个国家的自尊心，一种有趣的矛盾突现出来。在勉强而艰难的进入世界舞台时，中国强调民族独立和尊严，而在对内则更沉迷于统一，用压制的方式来面对这个满汉帝国内部的不同民族间的矛盾。

19世纪中叶，在客家人与广府人之间的冲突激烈进行时，在中国内部，一些更大规模的冲突也此起彼伏。从陕西到云南的回族人的起义，云贵高原上和汉人和苗人的暴力冲突。因为人口增加带来的经济压力，是冲突的根本原因。而文化上的误解，尤其是地方政府的无能，则使冲突极端暴烈、代价高昂。

但这些内部冲突，既淹没于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南方的太平军、北方的捻军——制造的混乱中了，更淹没于欧洲人到来的新的现实中。就在欧洲人在东南沿海建立通商口岸时，西北的中国也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人口压力使得南方中国人，开始了大规模的海外移民，他们去美洲、澳洲开发矿山、修建铁路，到东南亚种植橡胶，把曼谷的大米运往汕头……同时，大批的汉人则开始向满洲、蒙古、新疆移民，那里有大片荒地等待开垦，更多的谋生机会。对于北京的中央政府而言，移民或许比军队更是对付边境压力的有效手段，宣称祖祖辈辈一直居住在此，是保持领土完整的再好不过的方法。尽管新疆已在乾隆年间被明确无误纳入中国的版图，但它的近代转变是从19世纪后半叶才真正开始的，紧随着左宗堂有力却残酷的远征之后。

三

是龚自珍最早提出了现代新疆政策。1822年，他写作了《西域置行省议》，提出了“人则损中益西，财则损西益中”——从中原移民到新疆，获得的经济利益则为中原服务。他相信来自俄国的入侵，是清帝国首要的敌人。他的朋友魏源在20年后的《圣武记》响应了这一看法——“招华民，实归疆，变膏腴为内地，势尤顺、利尤大”。

历史充满了意外的嘲讽。更迫切的挑战不是来自西北，而是东南。龚自珍和魏源最著名的朋友林则徐，因为无力解决或错误的解决了和欧洲人的冲突，1841年从广州被流放到伊犁。对于很多汉人来说，此刻的新疆仍旧代表着荒芜与边陲，帝国中命运不济的戍边军队、难民和政治犯的归所。一个以维吾尔族为主要群体的多元、混杂的少数民族群体，享受着很大程度上的自治。

中国改变了模样，林则徐要花上几乎一年时间，才能从广州来到伊犁。而如今，只要一瞬间，韶关的新闻就足以传遍整个新疆。广东也改变了模样，虎门的炮台犹在，布满了历史的沧桑，但是这里却已成为中国最早的开放区。人们曾经拒绝欧洲来开展贸易的请求，如今却一心期待他们的资金和技术的到来。它不再是南方的边缘地带，而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制造业中心，现代工业的巨大齿轮将更多的材料、人力、土地卷入其中。也不仅仅是汉人迁入新疆，维族的姑娘们坐在广东的装配线前，加入了全球性的分工。

但是，误解并未随着融合而消失，新时代提供了更好的融合手段，也迅速扩大了误解的范围和程度。一则发布在网上关于维族青年强奸汉族姑娘的谣言，在韶关引发起不同民族的工人间的斗殴，并造成了两名维族青年的死亡。看得出，两方必定存在着深深的误解和不屑，以至于像是工厂中的情绪像是一个火药桶，即使虚假的火焰都足以使它点燃。对于内地的汉族人来说，这种情绪似乎可以理解。在中国的内地城市中，维吾尔人声誉不佳，他们被模式化的视作张狂、暴力、偷窃、并有某种特权，警察们经常对他们罪行坐视不理——似乎执行正义就要伤害民族情感。但同时，也很少有人真的试图去理解维吾尔人的困境，他们的信仰、习俗、历史、内心绝望与希望，他们在中国内地生活时面临的普遍性的歧视和挫败。在大部分时刻，汉族人都有一种下意识的种族主义，他们很难去真正欣赏与自己不同的人，尤其是那些正处于弱势的种群。在很多时刻，占据着中国绝大部分人口的汉民族有这样一种心理悖论——在国际舞台上，他们抱怨自己受挫的民族主义情绪，而在国内他们却对其他少数民族采取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忘记了自身也是一连串民族融合的产物。而维族人更因其不同的习俗和伊斯兰的信仰，尤其是在法律面前表现出的被放纵的特权，而被普遍性的怀疑，很多时刻，人们把对司法机关的不满，转移到对维族人身上。

韶关的谣言和冲突，引发了乌鲁木齐一场维族人的抗议。人们很快发现，在大街上的抗议冲突，仅仅是一场更大悲剧的表面烟雾，主要的悲剧不是发生在大街而是小巷中。一些偶然流传出来的照片和故事表明，很多人不是死于街头暴力，而是死于家中。从老人到孩子，一些极端的案例表明，一些平民的全家尽被杀戮，绝大部分是汉族人。杀戮是一场精心策划的结果，它必定与恐怖组织相关。

死亡的人数和死亡的悲惨程度，都使这一冲突成为新疆过去三十年历史中最惊恐的时刻。悲伤、恐惧还有深深的愤怒，笼罩着乌鲁木齐和整个新疆。情绪难以控制的激动，以至于在7月7日，一群汉族人准备进行一场报复，其中甚至有一些是温弱的年轻姑娘，一些长久居住在乌鲁木齐的人说，汉族人从来没有这么团结过。倘若对中国的情况稍作理解，你会知道，倘若不是巨大的仇恨和愤怒，这些年轻姑娘是断然不会站在报复的队伍里的。

问题一下子变得无比复杂。恐怖主义者劫持了维族群体，使得他们变成了屠杀者。而汉族人太感愤怒，全然忘记了死亡的名单中也有一些维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一鼓脑将所怒气发泄到维吾尔族。这两个群体之间，本就存在着巨大的理解差距，如今更不可能。

政府的作为则加剧了这种误解。在表面上，地方政府的反应与从前不同，与一年前的拉萨骚乱相比，它似乎更开放，新闻媒体、尤其是境外媒体允许进入采访。但在内在逻辑上，却并未改变。他们先是在这样一场大规模的屠杀中，束手无策，一些绝望的求救电话很少得到响应。在7月5日夜晚的几个小时内，整个城市进入了疯狂的失控状态。

然后是推卸责任，所有的悲剧都缘于境外恐怖势力的操纵，而与自身的政策与行动的无能无关。他们也拒绝真正思考原因，一场关于热比娅的讨伐也由此开始，将这个可能并不非常能干的女人（她甚至搞错了乌鲁木齐与石首的不同冲突照片），塑造成一个无所不知的恐怖超人。与此同时，一场拙劣的粉饰性宣传也随之展开，军队的进入、秩序的恢复、超市里又堆满了食品，而人们又开始在街头散步，生活在新疆的不同民族开始对着镜头诉说，不同民族间是多么团结，暴徒只是一小部分，只有稳定才能谋发展。

暴徒当然只是一小部分，稳定也至关重要。但是忽略暴力活动产生的社会基础，将压制理解为稳定，则只会带来更大的问题。

民族的纠纷，仍是当今世界难以解决的命题。寻求自身的独特的身份认同，是一场场独立运动（或是分裂运动）的助燃剂。在很多时刻，这种寻找走火入魔，被一种偏执的信念所控制，在这种意义上，新疆的恐怖分子，不仅于维族人或是伊斯兰教相关，更与70年代的意大利红色旅、东京的奥姆真理教，或是基地组织相似，他们都是人类不可去除的邪恶的一部分。但是，专制的政治权力、粗暴的政策、失调的经济现实，更往往是这种恶的催化剂。

让我们暂不分析1949年之后的北京的民族政策对于宗教自由的限制，自治区从未真正获得“自治”的含义。仅仅在过去的15年中，政治与经济上的两个重大变化，都多少预示着今日的悲剧。根据王力雄的分析，1996年的“七号文件”标志着一种强硬姿态的表现，它其中有这样一个关键的定性——“影响新疆稳定的主要危险是分裂主义势力和非法宗教活动”。文件发布后，对“分裂主义势力和非法宗教活动”的打击不断加强。但在王力雄的分析中，与文件出台前的6年时间（1990年到1996年3月）相比，“文件”出台后的5年中（1996年3月到2001年），恐怖活动显著增加了，它造成死亡人数是之前的3.67倍，造成的受伤人数是之前的4倍。强硬的姿态，招致了更强硬的反抗。

接着是2000年开始的西部大开发。这股浪潮不仅带来了投资和商业机会，也让大批汉族人涌来。对于这些来自河南、四川、浙江的小商人、打工者来说，新疆只是他们另一个寻找生计的地方。他们从不会这里当作自己的家，一心想赚到足够的钱，再回家乡。而自从清代以来，政府就一直将汉人移民视作稳固边疆的最好方式。但是，对于原本占据着绝对支配力量的维吾尔人来说，他们看到恐惧和挫败。不仅最重要的政治与经济地位已由汉族人占据，新疆的资源不断从这里运到广阔的中国内地，不断涌来的人群，甚至将更平常的工作抢走，数量众多的汉人让他们下意识的心声恐惧——他们的家乡将最终被这些外来者淹没。是毛泽东在1956年说的吧：“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

维族人将挫败愤怒发泄到汉族人身上，但事实上，两个民族都是一个巨大的、机能失衡的政治机器的受害者。从贵州的瓮安到湖北的石首，公众挫败和愤怒，发泄到地方政府与警察系统上。在乌鲁木齐，民族和宗教问题增添了事件的复杂性。但是，我们不该仅仅把问题归咎于显而易见的民族和宗教问题，而忽略了更大的灾难来源——我们的政治体制。

另一个让人深思的角度来自西方媒体，他们下意识的站在维吾尔族一边。逻辑是一贯的，在强大而专制的北京政权和压倒性数量的汉人面前，他们是一群弱小的被殖民者，正像是高原之上的西藏人。他们对中国的理解，就像汉族人与维族彼此的理解一样，都充满了偏见。他们对于中国政府的长期不信任，导致了对汉民族本身悲剧的轻描淡写，并一厢情愿的为维族人赋予了被压迫、争取自由的标签。

 四

在私下里，很多维吾尔族仍把汉族人称作“契丹”。多么富有反讽的例证呀。就像每次我往返香港与北京乘坐国泰航空的班级一样，Cathay Pacific，有多少人记得，其中的Cathay不正是契丹的英文用法吗？

秦王朝的声威给中国人带来China（与Chin很近），汉、唐两朝的强大，给予了“汉人”、“唐人”的名称，而在1000年前，几乎统一北方中国的辽代契丹人给予中国另一个名称。随着时间的流失，这些昔日异族入侵者都幻化成更广泛的中国人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种融合的过程中，充满了流血和悲剧，也有着无穷的能量与创造力。但是，如何让这种多民族、多元价值观相对平静的共处，不以征服、屠杀为代价的彼此交融，却一直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似乎只有唐代早期，具有如此的宽容和包容力。

而在此刻的中国，一种历史上从未出现的、强大的政治制度，让矛盾更加难以解决。就像再每一次重要政治节日上，少数民族服装的代表总是以民族特色示人，暗示了他们从未被真正平等的对待，因为猎奇和风情，从来充满了萨依德的“东方主义”的味道。很多时候，给予这些少数民族以某种特权（这种特权也在同时也在败坏少数民族本身），正是另一种不平等的延续——讨伐与和亲，都不意味着彼此间的平等关系。

但是，不管是藏人还是维族人，或是其他少数民族在抱怨自己的文化遗产、宗教信仰还有经济机会被汉族人剥夺时，广阔的汉族人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中原文明的悠久文化不也是被破坏殆尽吗，人与人之间的紧张的竞争关系、贫富的差距、政治挫败，或许更加显著。民族政策的失败，只是更大范围的政治失败的一部分。

倘若放在一个更长远的历史内，眼前的悲剧并不至于造就绝望，它不是第一次，也绝不是最后一次。但是，倘若我们因此而重新思考我们的文化传统、政治体制，重新去理解我们生活的国家。它即使无法全然解决所有问题，却可能给予我们某种契机。在这篇文章完稿时，我听到了对僵化的国家主义的过度提倡，缺乏逻辑的宣传机器的粗暴和浅薄，对真实问题的不断回避，而与此同时，一位著名的维族知识分子被捕入狱，它显然不是通往和平之路的有效方法，它们只能加剧民族误解的深度，而这种误解是下一次恐怖活动的温床。而这正是我们想尽量避免的。

在小小的强烈控诉下，我必须要去办爸妈户口的事情。周一，万里无云，阳光明媚，小风吹发吹发就把气温送上小35度C。

 

踏上14年未去的普陀的土地，还在想好几年里我的“法都”居然就在这个鬼地方，区政府的楼群像打破个缺口的马桶——可能考虑到通风问题。现在这些机构基层的办事员都年轻，态度也可以。最大的问题是，他们没有找到我的资料，——丢了？已经不知道冷汗热汗了。反正“拨马便走”，直奔派出所。

 

艳阳，热辣辣的风，好像来到海南度假，在金鼎路上走了一段。这个窗口是“巾帼英雄”标杆，态度也很好。问题是，没有我要的资料——原来在静安，只好再“拨马便走”。看看表，上午没机会了，干脆回家度假。

 

中午吃了一碗面，感觉好些。静安的档案局就是个博物馆，服务也算可以吧，终于看到自己16年前回上海的档案，看我满头大汗，办事员连手续费都免收。左右也到静安，就把1970年成都北路811弄的户口一起调出来吧。这个圈转的，一开始说在南京西路派出所，后来证实在石门二路派出所。当时家里人口真多，户籍警抄了好长时间，拿过来看看上面没几个认识的，但都是亲戚。

 

好累啊，一样是晒太阳吹风，要是混在海边喝冰啤多好。

为什么说上海房地产至少还要再涨一倍
　　
　　有几条硬的依据支持这一判断。
　　先说直接的依据。
　　第一是卖给谁？
　　这一点不是问题，上海有500万的高收入阶层，其中包括：
　　1、 外籍人士60万，其中台湾人30万，香港人10万，日本人5-6万，韩国人5万，欧美人6万，还有新加坡人、东南亚华人等，合计超过60万。
　　2、 洋插队40万，改革开放以来，上海是高出国比例的城市，累计算40万，这些人回国后，一般会买房置产，吃点房租，然后再做点小生意，成为一个中产阶级。
　　3、 公务员300万，这是主力，包括机关和事业单位人员、离退休高级公务员。当今中国，最暴利的行业就是政府部门，这些公务员政府都提供福利性分房，只要交很少的钱，甚至只是象征的，就可以分到房子，而且通常是大户型。同时他们还有大量的收入，可以另外置产，这个阶层构成了房地产行业最主要的消费群！
　　4、 其它高收入人士100万，包括高级白领（比如外企中级经理以上，内企的高级经理以上，国企高管，官僚垄断企业的普通和高级员工。）几十万；大中老板（指身价千万以上的，小老板根本不行）几十万；全国各地的贪官污吏（很多内地官员的子女，毕业后到上海工作，立刻就买房。还有很多官员是为了洗钱、置产等到上海买房。），十几万有的；还有全国各地炒访团，明星名模名流，江湖精英，贩毒界资深人士，高级青楼，二奶之类，也是个不小的数字，也有几十万。这些人统统加起来算100万不算多。
　　
　　以上总计500万，实际情况出入一点无关大局，实际或许是400万，或许是600万，道理都一样，都足以构成一个充分支撑房产市场的庞大购买群体。
　　这些人的收入水平，即使拿到香港，也属于高收入。比如一个小警察，年收入就是10万级，还是公开的合法收入，一个普通税务员，一个年终奖也是10万级别，年收入随便几十万。
　　这些人购房，早已经超出了自住的范畴，而是进入了投资置产的阶段。
　　比如一个派出所长，年收入可能就是百万级，这些钱他怎么处理呢，最好的办法就是变成房产，风雨不怕，可以养老，也可以留子孙。
　　小警察、税务员、派出所长，这些是最低层的，至于那些大牌，自然是远赴国外，资产都会转移走，但是转移走了后，并不会就此退出江湖的，他们将以新的面目继续回到国内来捞世界，而最好的投资依然是不动产项目，小可以经营一个楼盘，大可以搞城建项目。
　　
　　第二是地产本身的价值。
　　上海物业本身的价值，其实也远远超过现有价格水平，原因在于：
　　1、 市政建设。上海改革开放以来，集举国之力进行建设，累积下来，浦东开发就花掉超过1万亿，而浦西开发则花掉超过3万亿，进行了大量的市政建设，目前来说，基础设施水平对有钱人而言，已经不亚于周边的香港、东京、汉城这样的发达城市。
　　就拿一点来说，上海基本上所有的人行道都铺上了地砖！这一点就算香港、东京、汉城，也是无法比的，好像伦敦、纽约也没有做到这一点。这些都会体现为物业价值的增长。
　　2、 消费环境。可以说基本上世界上有的奢侈消费，上海都有；世界上其他地方能买到的高档商品，上海都能买到；世界上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上海也完全接轨。什么方程式赛车、世博会、高尔夫球场、游艇码头、精品店、夜总会、各种私人俱乐部汇聚世界各国风月；上海的女孩子也又漂亮又便宜素质又高；上海已经成为世界时尚之都、激情之都、繁荣之都，有钱人住在这里，可谓如鱼得水。
　　3、 居住质量。房屋质量方面，上海的高档住宅，其小区环境、整体设计一点不会比香港东京差，完全接轨。生活质量方面，上海的教育、医疗等环境也是一流的，不比发达国家差；交通、通信、购物、交际、公共服务、治安等方面，对有钱人而言，也是一流的，享受到上等人的待遇。
　　4、 商业环境。政府通过经营城市，已经把上海打造成“国际大都市”、“中国经济龙头”，而且对全世界开放。现在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冒险家的乐园，而上海又是乐园中的乐园，自然可以吸引大量的资本和有钱人前来弄潮，这又进一步提升了地产价值，形成正反馈循环。
　　
　　第三是通胀。
　　在“流动性过剩”、“结构性通胀”的情况下，不动产价格是不可能下跌的，因为不动产至少是最好的保值工具——在全社会意义上（如果有人认为有更好的保值工具，可以提出来。），即使比较价格下跌，实际的价格也是要涨的。
　　在这种局面下，幻想不动产价格下跌，那是不可能的。
　　此不赘述。
　　
　　再说几条间接的依据。
　　第一是衡量标准问题。
　　上海的房价是不能用国内普通人的收入来衡量的，用那些“低素质人口”的收入来衡量高层次国际大都市的地产价格，是荒唐的，是违背经济规律的！
　　上海的房子是面向全世界开放的，客户也来自四面八方，上海房地产做的是世界市场！所以，衡量上海房价，远的要用同等的纽约、伦敦、巴黎，近的也必须用周边同等的香港、东京、汉城等大都市作为参照。而和这些城市的房价比，上海房价是被远远低估了，现在上海同等物业的价格也只有香港的1/3而已！香港最高级的豪宅，要卖到30多万港币一平米，而上海只有10万出头，普通房子也是如此。所以，保守估计上海房价至少要达到香港2/3，充分估计应该和香港持平，才是合理的。否则，就不可避免香港、台湾、韩国、日本这些地方的人纷纷移居上海，用他们在当地的高收入，来收购上海的低价物业，所谓水往低处流，这是资本的逐利性决定的，是经济规律。
　　所以，上海既然是“国际大都市”，“积极加入全球一体化进程”，那他的房价也自然是全球一体化的，所以，要用世界的、开放的、发展的眼光来看，不能坐井观天。而用全球化的、世界性的、开放的、发展的眼光来看，上海的房价依然处于不合理的低价位水平，还具有极大的提升空间！
　　
　　第二是吸引力问题。
　　如前面所说，由于上海采用一切努力来为外国友人和海外同胞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置业和居住、消费环境，他们可以享受到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不可能享受到的特殊待遇和特殊消费。所以，上海正在成为全球最具有吸引力的城市！所有外国友人和海外同胞，来了都说好，乐不思蜀。
　　比如这些年，到上海购房置产或定居，已经成为香港演艺圈的一种时尚，也成为台商的一股潮流，这股潮流也波及到日本和韩国，以及其他国家。过去都说韩国人、日本人民族精神强烈，但现在却已经有越来越多的韩国人、日本人举家迁居上海，就把上海当成家了，还有很多日本人、韩国人到上海娶妻生子、置业生根，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经营，这种现象现在正在形成潮流，成为大上海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这些“高素质人口”的到来，将为上海未来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将极大改善上海的总体形象、提升上海的竞争力、提高上海的发展水平、改善社会面貌。
　　在社会各阶级中，工人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是“高素质人口”，而上海正是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方！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又是“高素质人口中的高素质人口”，而在上海这一“高素质人口中的高素质人口”比例也是全国最高的；党的各级干部，则是先锋队中先锋，是最“高素质”的人群，这一人群的比例和层次，上海也是全国最高的。这样，上海一方面充分集中了国内最高素质的人口，另一方面又大量吸引来自世界各国的高素质人口，上海已经成为全国人口素质最高的城市，也是全世界人口素质最高的城市（因为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是落后的资产阶级当家作主），这充分体现了市政府建设人才高地的理念，为未来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上海迎四海宾朋，共图发展大业，正在驶入发展快车道，迎来历史上最好时期，正在实现跨越式发展，超常规发展，走出一条上海特色的发展之路，要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龙头性的贡献，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大的发动机。
　　
　　第三是购房性质问题。
　　目前的购房性质主要是自住为辅，投资为主。
　　那些“房屋已经供大于求”，“房屋大量空置”，“房价高，房子卖不掉”，之类的观点，都是站不住脚的。
　　先说“房屋已经供大于求”的说法为什么是错误的。
　　首先，总量上看，房屋并没有供大于求，而是远远供不应求。拿上海来说，户籍人口约1200万，常住人口约2300万，加上流动人口保持在300万，所以，上海的动态人口是2600万，如果用户籍人口计算，按照社科院数据，上海人均住宅已经超过30平米，但这种算法本身就不对的。应该按照所有的动态人口来计算，那样的话，人均只有10.4平米而已。
　　其次，个体上看，房屋拥有是两极分化的。从户均面积来说，大型的豪宅可能有几千平米，占地数亩，大户型的公寓也可以有几百平米，而小的一室户只有十几平米。大房子里面可能只住很少的人，而小房子里面可能几代同堂，上海现在几代同堂的情况还大有人在。而从房屋拥有量来说，多的可以拥有成百上千套，少的就不说了。在上海，随便一个官员，拥有几套房是很正常的，一个街道主任，拥有十几套房算少的了。

所以，绝大多数人还是居住困难的，而外来人口，基本只能租房，而基本上所有的房子都可以租出去的，因为有那么多的外来人口，供需是平衡的。
　　
　　再说“房屋大量空置”的说法为什么错误。
　　这里要区分“市场性的空置”，和“使用性的空置”，不能把两者加在一起算。
　　使用性的空置，情况有很多。比如有很多有钱人在这里买个房安个点，可能一年也就来住几天甚至几年也不来住。我们前面说了，对于有钱人，一两百万一套的房子，实在是太便宜了，买一辆高级轿车也要上百万，何况是一套房子可以留子孙的呢；一些人买房洗钱的，他就放着，既不想出租也不想买，人家不缺这点钱，也不想多事；有一些房子打算出售，挂在中介，但可能一年半载都没有卖掉；有出国的，几年内可能房子就空在那里；炒房在不断流转中的，也不能称为空置，因为他不断在换手，等等。这些叫做使用性空置，不构成市场压力。
　　只有那些主观上想卖掉，但是长期买不掉的，又不能住人（不能住人的原因，一是会造成贬值，二是可能需要花钱装修），才能称为市场性空置。比如炒房但是长期不能变现的，或者新楼盘长期不能脱手的，才能称为市场性空置，否则就不是市场性的空置。而使用性的空置，根本不会造成市场压力。只有市场性空置才会造成市场压力。
　　至于使用性的空置为什么会比较多，那是另外的问题了。
　　
　　再说“房价高，房子卖不掉”为什么是错误。
　　前面已经说了，房子本来就是卖给富人而不是卖给穷人的，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产生了一个比例依然极低但是绝对数字极大的富裕群体，他们是主要的购买者。这批人的存在，完全可以消化所有的房地产。中国经济产生的gdp，最后都变成了这些人的存款，不管经济怎么动荡，物价怎么变，社会上的钱总是不会自己消失的，总是握在什么人手里，是不是？关键问题是由于大环境看空，现在这些人都在持币观望。所以，政府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些人的消费能力刺激起来。具体怎么刺激，下面会说到。
　　

　　第四是中国国情问题。
　　其一，房价涨幅其实是远远低于经济增长幅度的。由于经济的增长，gdp的发展，导致了地价的升高，这是经济规律，是经济增长的必然现象，而房价上涨和其他物价上涨比，还是低的，没有和经济增长同步，而是远远落后，这一点任志强先生的话是有道理的。
　　其二，地价上涨获得的收益，已经成为地方政府的第一块大蛋糕。没有这块蛋糕，可以说大部分地方政府可能都要财政破产。所以，地方政府有高度的积极性，会从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来看待房地产发展问题。
　　其三，房地产相关产业已经占到gdp的一半，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第一支柱，这跟支柱如果垮掉，那后果就是亡党亡国，就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了。
　　其四，中央一直在下很大一盘棋，发展房地产，本来就是中央的重大战略部署，从十几年前就开始进行战略布局，造势，直到蓬勃发展，极大拉动gdp发展，促进经济增长，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取得了巨大成效，是成功的。但是现在弊端也逐渐显现，所以中央正在进行伟大战略部署，进行产业调整。
　　但是产业调整决不是把已经发展起来的房地产业搞垮，而是要更加健康稳定地发展，继续在相当长时间内担当国民经济排头兵和支柱的作用，为产业调整争取到充分的空间和时间。
　　
　　第五是民心问题。
　　中国人向来还是相信硬的东西，这是民族性决定的。美国老太太的可以一辈子租房子住，但是中国老太太就一定要买房，这是一种民族劣根性，不是短时期可以改变的。所以，不但在广大中国“高素质人口”中，包含了巨大的房地产消费需求，而且在中国广大低素质人口中，也同样包含了巨大的房地产消费需求，就不足为怪了。这是中国房地产事业发展最可靠的保障。人民的意志是不可战胜的。
　　
　　再说说深层次的依据（由于可能涉及国家机密，此处仅列目录）：
　　第一、 经营城市
　　第二、 集团购买
　　第三、 地方卖地经济
　　第四、 豪强兼并
　　第五、 国家利益
　　第六、 GDP
　　第七、 高价驱动力
　　第八、 接盘
　　
　　最后政府说说如何刺激房价：
　　第一， 是继续开放按揭业务，把按揭业务引向深入，为市场注入活水。为广大人民解决住房提供良好的金融服务。
　　第二， 是进一步加大城市改造力度，既保障gdp增长，又可以创造出大量的市场需求。
　　第三， 将整个房地产业升级换代，提供更加高级的物业，促进房地产产品的更新换代，提升档次，促进有钱人换房。而提升物业档次的关键，是提升最高物业的档次。目前最贵的别墅只有2.5亿，太低级了，应该适时推出10亿级别的别墅，这样引领方向，下面自然层层升级，这将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机会。
　　第四， 是进一步改善公务员福利待遇，促进公务员购物置产，广大公务员有了良好的待遇，才能更加没有后顾之忧，更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改革开放鞠躬尽瘁。
　　第五， 是适当通胀，用通胀预期，来逼出有钱人手里的资金，促进其买房置产，保值增值。
　　第六， 进一步加大开放力度，为外国友人和海外同胞，提供更多的便利和服务，吸引他们来中国投资、置业、定居、旅游。
　　第七， 充分采用其他各种手段，打造城市名片，提升城市形象，吸引更多投资。
　　以上多管齐下，一定可以战胜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迎来房地产发展的新一个高峰。
　　
　　揭秘，政府是如何控制房价的？
　　其实很简单，房价始终是半计划经济，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所以，政府就是唯一的地主，和总开发商。所以的房地产开放商，都要接受政府的“加强管理”和“宏观调控”，“计划指导”。对于房价的控制，政府的原则是上不封顶，但是下要保底，在没有经过政府同意的情况下，哪个开发商朋友胆敢私自降价，扰乱市场秩序的，等待他的就是吃花生米！因为任何一个开放商，都逃不过破坏金融秩序的指控。
　　和政府关系深的开发商，自然不用担心，一切问题都有人扛，关系浅的，可能要受点损失，但是问题也不大，政府大哥会关照的，比如可以通知银行延期还款压力等，大家共度难关。
　　如果确实有开发商难以支撑的，也没关系，可以向政府大哥说明情况，政府大哥可以安排兼并重组，打造中华民族的房地产业航空母舰，打造一流民族地产品牌，都不是问题。关键是你不能私自拆烂污，必须一切行动听指挥。